刘尚希:增强经济复苏动能需要改革再出发,重振市场信心

时间:2022-12-17 20:43 来源:互联网

12月17日,由《财经》杂志、财经网、《财经》智库、财通汇联合主办的“《财经》年会2023:预测与战略”在北京举行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会上表示,当前我国经济有不少亮点,但取得的成绩是过去的,将来经济会怎么样,并不能做简单的推理,未来不在过去的延长线上。理性告诉我们,未来是不确定的,所以对未来的困难和风险要充分估计。

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

当前,有一种看法“只要质量高”。刘尚希表示,这种变化是比较糊涂的一种认识,这些人把速度和质量对等起来了。高质量的发展最终都会体现在附加值上,质量越高,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看,都会体现出附加值高。如果高质量没有高附加值,这个高质量就是假的、空的。落到经济学上来分析高质量,无论是从企业产品的质量、技术研发,还是从老百姓(603883)的生活水平以及教育、医疗等等高质量,都会体现在高附加值上。

刘尚希指出,经济增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,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体现。这一点,应该要在认识上进行调整、要深化。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,是通过经济增速体现出来的,如果没有经济增速,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就难以发挥,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定要搞清楚。

刘尚希还提出,要认识到宏观政策刺激效应的宏观递减。减税降费、公共投资都是典型的宏观政策,宏观政策的效果体现在一个乘数效应上。在消费低迷的情况下,减税降费、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就会大大下降。

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扩大内需,尤其是消费,这是与消费场景相关的,农民的消费场景在农村,再怎么刺激也是有限的。到了城市,消费场景发生了变化,不用刺激,它的消费也会提高,所以人口的流动与这个是直接相关的。

减税降费取决于市场主体是不是有营收、是不是有利润,所以,减税降费有一个盈亏临界的效应,越偏离盈亏临界点效率越低,就像一个圆一样,在圆形中间临界点效果比较明显,越是远离圆心效果越来越差。所以针对减税降费,要看到它的盈亏临界的效应。

刘尚希还指出,以县市为单位寻找投资项目越来越难。地方专项债主要以市县为单位找投资项目,以市县为单位的区划是有限的,如果以县市为单位做投资,显然路径越来越偏,可能导致专项债投资的效果边际递减。边际递减意味着,要取得同样的效果必须发更大的力,要有更大的刺激力度。面向中小企业的货币政策,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。所以,应对我们这些年的宏观政策好好梳理,避免路径依赖。

从这一点来看,除了宏观政策以外,更多的考虑是改革。增强经济复苏动能需要改革再出发,重振市场信心,实质性的改革是最有效的,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快速发展,这个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了这一点。

怎么改革呢?要梳理这些年出台的各项政策,能转变为制度安排的,应当尽量明确转变为制度安全,不要再把它作为阶段性的、应急性的政策考虑,而是转化成长期的制度,有利于社会预期。

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,尤其是要素化市场配置。过去,我们有计划经济之上的计划社会,但到现在来看,没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。比如,城乡二元结构、事业单位、社会身份的体制等等,都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计划社会体制。社会的这种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叫社会化改革,不能叫市场化。这里面包括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怎么加速,三六九等的身份怎么尽快破除,实现同等待遇。还有体制内体制外不能同工同酬的做法,实际都是过去延续下来的。科教文卫体都是事业单位体制,大量的知识密集型人才,怎么把他们的积极性释放出来都需要考虑。

对于央地关系的改革,刘尚希觉得应当考虑新的因素,就是事权与能力相匹配。“现在在地方出现了严重的小马拉大车的问题,权力不断下移,但越往下能力越有限,小马吃的再多也拉不动大车,这种情况下,我们误以为小马没吃饱。所以我觉得央地关系的处理,要从事权与能力相匹配的原则来考虑,这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事权和责任应该适当上移,而不是一味的下移权力。”

原来我们的改革是从收入侧考虑,现在有必要从支出侧考虑,世界上没有中央政府本级支出占比如此之低的,只占10%,从国家制度角度来看,这意味着很大的风险,央地关系的改革非常紧迫,也涉及到怎么样调动地方的积极性、创造性,要适应新发展阶段,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成,离不开地方政府,中地关系的改革事关全局。

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:

听了李扬院长的演讲,很受启发,我做一个简单的发言,题目是“刺激经济复苏需要改革发力”。我讲三个观点:

第一,要充分估计明年的经济困难和经济风险。当前我国经济有不少亮点,但取得的成绩是过去的,将来经济会怎么样,并不能做简单的推理,未来不在过去的延长线上。理性告诉我们,未来是不确定的,所以对未来的困难和风险要充分估计。

当前,有一种看法“只要质量高”,这种变化是比较糊涂的一种认识,这些人把速度和质量对等起来了。高质量的发展最终都会体现在附加值上,质量越高,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看,都会体现出附加值高。如果高质量没有高附加值,这个高质量就是假的、空的。落到经济学上来分析高质量,无论是从企业产品的质量、技术研发,还是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以及教育、医疗等等高质量,都会体现在高附加值上。

经济增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,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体现。这一点,应该要在认识上进行调整、要深化。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,是通过经济增速体现出来的,如果没有经济增速,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就难以发挥,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定要搞清楚。

现在看当前经济形势,从实际指标来看,比信心指数要好,尤其是一些高技术行业,指标都相当不错,比如汽车翻倍增长。但信心指数并没有那么亮眼,信心指数反映的是对未来的看法,说明我们对未来的看法还是信心不足。

这涉及到中央经济工作会特别强调的“怎么提振市场信心”。市场信心具有不对称性,所谓不对称性,就是市场信心下降很容易,但市场信心上升难。所以,市场信心是一个复合函数,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,其中有经济因素,也有非经济因素,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是越来越大。所以仅仅从经济因素上考虑提振市场的信心,很显然是不大全面的。

第二,认识到宏观政策刺激效应的宏观递减。减税降费、公共投资都是典型的宏观政策,宏观政策的效果体现在一个乘数效应上。当前消费低迷,预防性的储蓄在上升,在这种消费低迷的情况下,减税降费、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就会大大下降。

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扩大内需,尤其是消费,我认为恐怕要与消费场景相关,农民的消费场景在农村,再怎么刺激也是有限的。到了城市,消费场景发生了变化,不用刺激,它的消费也会提高,所以人口的流动与这个是直接相关的。

减税降费取决于市场主体是不是有营收、是不是有利润,所以,减税降费有一个盈亏临界的效应,越偏离盈亏临界点效率越低,就像一个圆一样,在圆形中间临界点效果比较明显,越是远离圆心效果越来越差,像有的市场主体严重亏损,减税降费对它来说无感,有些已经退出市场,更没有作用。所以针对减税降费,要看到它的盈亏临界的效应。

第三,以县市为单位寻找投资项目越来越难。地方专项债主要以市县为单位找投资项目,以市县为单位的区划是有限的,而不是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考虑,所以说城市化、都市圈、城市群,很显然是超出了县域和市域的,如果以县市为单位做投资,显然路径越来越偏,可能导致专项债投资的效果边际递减。边际递减意味着,要取得同样的效果必须发更大的力,要有更大的刺激力度。面向中小企业的货币政策,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。所以,对我们这些年的宏观政策好好梳理,避免路径依赖。

从这一点来看,除了宏观政策以外,更多的考虑是改革,增强经济复苏动能需要改革再出发,重振市场信心,实质性的改革是最有效的,改革开放40多年,我们快速发展,这个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了这一点。

怎么改革呢?要梳理这些年出台的各项政策,能转变为制度安排的,应当尽量明确转变为制度安全,不要再把它作为阶段性的、应急性的政策考虑,而是转化成长期的制度,有利于社会预期,因为阶段性的政策,大家会想到期以后怎么办。

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,尤其是要素化市场配置,中央有文件,但没有真正落地,我觉得需要梳理一下,要真正推进,而不是发个文件就完了。社会化改革是从社会层面讲的,我们国家市场化改革对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了一个大的突破。

过去,我们有计划经济之上的计划社会,这到现在来看没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,比如城乡二元结构、事业单位、社会身份的体制等等,都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计划社会体制。社会的这种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叫社会化改革,不能叫市场化,这里面包括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怎么加速,三六九等的身份怎么尽快破除,实现同等待遇。还有体制内体制外不能同工同酬的做法,实际都是过去延续下来的,怎么改?科教文卫体都是事业单位体制,大量的知识密集型人才,怎么把他们的积极性释放出来,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。

央地关系的改革,我觉得应当考虑新的因素,就是事权与能力相匹配,现在在地方出现了严重的小马拉大车的问题,权力不断下移,但越往下能力越有限,小马吃的再多也拉不动大车,这种情况下,我们误以为小马没吃饱。所以,我觉得央地关系的处理,要从事权与能力相匹配的原则来考虑,这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事权和责任应该适当上移,而不是一味的下移权力。

原来我们的改革是从收入侧考虑,现在有必要从支出侧考虑,世界上没有中央政府本级支出占比如此之低的,只占10%,从国家制度角度来看,这意味着很大的风险,央地关系的改革非常紧迫,也涉及到怎么样调动地方的积极性、创造性,要适应新发展阶段,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成,离不开地方政府,中地关系的改革事关全局。

我就说这么多,说的不对的地方,请大家批评指正。

(责任编辑:王治强 HF013)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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